2010年7月28日 星期三

世界七大謎團的前世今生

世界七大謎團的前世今生

古羅馬考古發現的克婁巴特拉的頭像

不久前,141個國家的1億多人坐在電視機前觀看了胡夫金字塔的考古發掘工作。一個小機器人通過了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內一條狹窄的通道,試圖揭開4600年前的秘密。它的探秘之行以發現了又一道封閉的石門而告終。世界七大奇觀中最古老的一個仍然有許多秘密等待破解。此外,世界上仍有許多有待破解的神秘事物。例如亞特蘭蒂斯城位於什麼地方?究竟是哪個天才創造了“會說話”的水晶頭顱?德國《星期日圖片報》列舉了7個一直誘發我們幻想的最大的謎團。   

一、“埃及艷后”克婁巴特拉的宮殿

2000多年來,肯定有足夠的關於這位歷史上最有魅力的女王的傳說和神話。直到1996年,海洋考古學家弗蘭克·戈迪奧才在亞歷山大東港發現了克婁巴特拉女王沉沒的安蒂亞霍多斯島。

“奢侈豪華、與眾不同、色彩絢麗”,戈迪奧這樣描繪這座充滿了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悲慘命運的水下宮殿。戈迪奧不僅發現了克婁巴特拉和凱撒所生的兒子凱撒裡翁的玄武岩上身雕像,而且還發現了安東尼自殺的地點:安東尼是克婁巴特拉的最后一位情人和丈夫,當他的死敵渥大維佔領了亞歷山大后,他可能逃到一個狹長的半島上。據說公元前30年,安東尼就在這個島上拔劍自刎,悲傷的克婁巴特拉與籃子中的眼鏡蛇握手了……

二、亞特蘭蒂斯城在哪兒?

2300多年以來,這個充滿了傳奇色彩的城市之國一直激發著人類的想象力。根據傳說,亞特蘭蒂斯城的城牆和宮殿都是用黃金筑成的,並且在公元前11500年沉沒在大海中。這個神話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他在《克利梯阿斯篇》和《蒂邁烏斯篇》中第一次提到亞特蘭蒂斯城。根據柏拉圖的記載,是地震讓亞特蘭蒂斯沉入大海。柏拉圖把這個高度發達的富庶國家描述成“被隔開的水域和士地環繞著”──也就是被環形的運河所環繞。從此,熱衷於研究亞特蘭蒂斯城的人們在地球上發現了50多個可能是該城遺址的地方:在大西洋、在黑海、在亞速爾群島、在桑托林島和克裡特島,甚至在北海中的德國赫爾果蘭島。目前人們仍在繼續尋找。

三、水晶頭顱

1924年,一位英國考古學家17歲的女兒安娜·米歇爾─赫奇斯在英屬洪都拉斯(今伯利茲)的瑪雅城市盧班圖姆發現了這隻水晶頭顱。它至少有3600年的歷史,是用一塊水晶鑿成的。它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精致、並且唯─一隻下顎骨可以活動的水晶頭顱。根據人們今天對水晶結構的了解,這隻頭顱根本就不能存在:它的制造違反了水晶的自然屬性。即使利用最現代的技術手段也制造不出這樣的水晶頭顱,因為在加工過程中水晶會碎成1000多塊。20世紀70年代初期,惠普公司在反復研究后認定,這隻水晶頭顱可能經過了300到800年不停的打磨才達到現在這樣精確和光滑。

迄今為止,人們共發現了21隻水晶頭顱。科學家們估計,以前水晶頭顱可能是被當作祭祀用品。而觀察者們一再說,他們在水晶頭顱裡看到了祭祀的場景。 有關瑪雅的傳說還談到了13隻相同的水晶頭顱。如果把它們放在一起,它們就能說話、唱歌。

四、神秘的墓碑

1949年,考古學家阿爾韋托·魯斯在墨西哥帕倫克“銘文廟”的最上層平台發現了一個通向墳墓的台階。他發現了一個3.8米長、2.2米寬、帶有神秘裝飾圖案的石板。50年來,專家們對這個圖案的意義爭吵不休。它展示了一個祭台上的瑪雅少年嗎?是一個遭到原台巨型怪物復仇的人?還是一個從脖子上長出玉米新生命的谷神?作家埃裡希·馮·德尼肯基甚至從中看到了一個宇航員。隻有一點是肯定的:帕倫克墓的死者是瑪雅侯爵帕卡爾,他死於公元7世紀。根據傳說,他死時“呼出了一口熱氣”。

五、這是諾亞方舟嗎?

“你要用柏木造一隻方舟,舟內建造一些艙房,內外都涂上瀝青。你要從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帶一對,即一公一母,進入方舟,與你一同生活”,上帝用這幾句話命令諾亞造一艘船,用它來拯救他的全家和動物免遭大洪水的淹沒。在150天的大水之后,諾亞方舟停靠在今天土耳其東部的亞拉臘山上。

1949年,人們在亞拉臘山西北翼5000米高處測繪地形時發現了一個罕見的石頭形成物。這個形成物像個船身,其183米的長度和《聖經》中記載的諾亞方舟的規格大致吻合。它在研究界引起了“方舟熱”。80年代,業余考古學家羅恩·懷亞特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研究,並根據這個物體上的大量線痕來証明它就是諾亞方舟。它的形成“隻是”因為地陷還是更多地涉及科學家們今天所說的“亞拉臘山反常”?現在也許隻有通過地質衛星的照片才能展示清楚。大洪水的神話繼續流傳。   

六、星象盤

在德國內布拉附近的米特爾貝格山發現的星象盤是直徑為32厘米的青銅盤,重達兩公斤,有3600年的歷史。青銅團和銀河。它價值1500萬歐元。

3年前,兩個盜墓賊發現了這隻星象盤並試圖將其賣掉,后在瑞土巴塞爾被查封。內布拉的星象盤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這隻出土文物就像英國著名的巨石陣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樣重要”,德國考古學家哈拉爾德·梅勒博士說。

這隻星象盤是在252米高的米特爾貝格山的頂峰上的一堵環形的圍牆裡發現的。“我們不知道它是侯爵的墳墓還是存放聖物的地方”,梅勒猜測道。對於天文學家沃爾夫哈德·施洛瑟來說,這隻星象盤是有關宇宙的最古老的表現形式。“很有可能是當時祭司用這隻星象盤來預測下一次月食的發生。他一定是拿著這個銅盤站在那個小丘上。月亮一旦位於昂星團上方,幾天后就會出現月食。”在過去長達1000年的時間裡,在米特爾貝格山這隻星象盤的出土地方有可能被用作天文觀測台。目前,這個星象盤已經存放在哈雷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立博物館裡。

七、恐龍隕石坑

恐龍是地球上出現過的最大的陸地脊椎動物。它們突然滅絕的謎團看來已經被慢慢地揭開。原因可能是因為6500萬年前有一顆小行星撞到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島上。美國最近的計算機模擬也表明了這一點。直到12年前,這個巨大的隕石坑才被發現。從2001年12月起,德國波茨坦地理研究中心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這個天體可能以相當於100億顆原子彈的沖擊力在地球表面撞出了幾公裡深的裂縫。撞擊的碎片紛紛散落,引起了強烈地震、海嘯、大洪水和大火災。這次碰撞產生的大量灰塵和氣體混合到大氣中,遮天蔽日,使氣候出現反常。先是大火,再是冰川期,接下來又是難以忍受的炎熱。這場生態災難造成了植物群和動物群的滅絕,其中包括恐龍。(世界科技報道)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40479/40481/4034646.html

2010年7月27日 星期二

我對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思考



讓上海成為中國時尚文化的發動機,
成為中國時尚文化之都



——我對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思考


葛紅兵



上海文化的特點是什麼?上海文化發展的未來走向又該如何?上海文化發展如何彰顯上海地方特色,強化海派屬性,我則主張“發展上海商業型時尚文化,讓上海成為中國時尚文化之都”。


一、讓上海成為中國時尚文化之都是中國時尚文化發展的需要


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時尚文化一直是香港、日本、韓國、美國之後的跟風者,1980年代港風流行,1990年代哈韓、哈日族遍地開花,原因在哪里?中國本土沒有自源性時尚文化。缺乏土根性、原生性是中國時尚文化的根本欠缺,缺乏市場機制和產業作為則是它的瓶頸口。進入新世紀,中國迫切需要原生性時尚文化,來提升中國時尚文化品味,催生中國時尚產業。這個關口,上海應該當仁不讓,“成為中國時尚文化的發動機”是它應當承擔的時代角色,這是時代的要求。

縱觀法國時尚文化發展歷史,我們會得出一個結論,法國時尚文化發展及其在歐洲的先導地位是以巴黎作為中心城市的崛起以及它在時尚潮流中核心作用的發揮為前提的。橫向比較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的時尚文化現狀,我們會發現韓國、美國時尚文化之所以具有那麼強的國際輻射力(日本、韓國文化對東南亞的輻射力、美國時尚文化對歐洲乃至世界的輻射力)是因為在上述三國內具有像東京、漢城、紐約那樣的時尚文化中心。

中國時尚文化要得到發展,擺脫當下對日本、韓國、美國等的依賴,必須擁有本國的時尚文化中心城市。


二、讓上海成為中國時尚文化之都是上海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


發展上海時尚文化也是上海經濟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經濟和文化是城市發展的一體兩翼,缺一不可;新世紀以來上海作為經濟高地與周邊地區間形成利差,工業資本出現外移,如何使這種外移不致影響上海經濟發展大勢?發展“上海文化”實現“經濟上海”向“文化上海”的轉型是關鍵——如發展新型狂歡節式節慶文化便能對上海旅遊經濟增長點的形成起到關鍵作用;建設上海時裝文化,發展時裝設計、發佈、展銷業,便能彌補服裝製造業外移所形成的經濟空缺。

從歷史經驗看,上海文化完全有可能承擔這一功能。早在上世紀20、30年代,上海便已經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構築了“洋場”特色的時尚文化架構,“十裏洋場”商業繁華、娛樂豐富,引領中國時尚。1949之後,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上海一直是中國時尚文化的隱性中心,那時上海產品就是流行、時髦的代名詞。這些構成了上海文化在國人心目中的思維定勢,同時也是上海打造時尚文化之都的社會基礎。

從現實看,以“發展時尚文化,建構當代時尚之都”為上海文化發展方向也比較符合上海當下的文化狀況。上海有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等有全國影響的商業街,商業發達,茂名路、衡山路、多倫路等酒吧街也頗具規模;近年上海“旅遊節”、“電影節”文化項目上馬,更是帶動了上海時尚文化發展和消費的熱潮。沒有現代消費就沒有現代時尚文化,上海市民已經形成了時尚消費的傳統,這是上海發展時尚文化最重要的現實基礎。


三、讓上海成為中國時尚文化之都也是打造文化上海,建構上海文化特色的需要


發展上海時尚文化,要突破“‘古典文化’、‘傳統文化’才是文化,‘時尚文化’不是文化”的偏見。交響樂、芭蕾舞是文化,流行音樂、時尚熱舞也是文化;時尚文化經過積澱昇華就會轉變為未來的“古典文化”、“傳統文化”。發展上海時尚文化,還要正確認識時尚文化的“大眾性”、“流行性”、“消費性”。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大眾性文化;大眾性文化會有流行性,一種文化成了大眾的流行的文化並不是壞事,一方面流行的文化不見得就不高雅,反之,也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要像歌劇一樣“雅”的,人民也需要“俗”一些的文化。時尚文化也是文化,而且時尚文化還適合上海文化發展的歷史和現狀,符合上海文化發展的特點和羅輯。

歷史地看,人類社會從文化類型上分可以分成這樣幾種類型:一、遊牧社會,強調流動,在精神上偏向掠奪、遷移、戰爭;二、農業社會,強調安土重遷,精神上內斂、溫和、禁欲;三、工業社會,強調生產,精神上偏向勤勞、創造;四、商業社會,強調利益,精神上傾向擴張、發展、冒險,強調消費娛樂、崇尚時尚文化——商業社會的核心是時尚文化,時尚文化不斷催生新的消費需求(如,新的服裝時尚促使人們扔掉尚未破爛的服裝,購買新的時裝),新的消費需求的產生有促進商業生產,新的商業產品又催生新的消費熱潮,如此迴圈,社會發展相比較於遊牧社會、農業社會以及純粹的工業社會而言,得以幾何級數地提速。上述四種文化的關係非常複雜,農業文化和遊牧文化並存,但是又有代償關係,遊牧文化常常是侵略、取代、改造進而被農業文化融合(如元前1000年左右雅利安遊牧文化對印度土著農業文化的侵襲);商業文化常常融合工業文化進而侵略、改造、融化農業文化,如18世紀以來歐洲的擴張。

上海的文化性質怎麼界定呢?1949年前的上海已經構築了商業文化的基本框架。所謂“冒險家的樂園”就是這個文化的最好表達,這不是一個貶義詞,同周邊的農業文化比較,上海文化中充滿了冒險、擴張、追求利潤的衝動。“十裏洋場”的繁華、娛樂生活的豐富,表明上海作為一個商業文化主導的城市,在精神氣質上對工商擴張、物質消費的親和。從本質上說,上海文化具有商業社會時尚性的特徵,這是自20世紀20、30年代以來上海文化的基本特徵。文化作為社會歷史範疇,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辯證運動的結果。20世紀80、90年代以來上海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90年代以來,這種變化就更大了。上海文化不僅具有商業文化的消費性、時尚性,還有開放性特徵,它能融合政治文化和非政治文化,將非主流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文化溝通,這是商業文化相容並包精神的體現。同時上海文化又有競爭性,“追求第一”是上海精神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中國第一高樓”,“中華第一街”等在上海的出現都是這種精神的物化反映,反過來上海的世界第一、中國第一多了,又會強化和豐富上海人民的這種重競爭、重擴張的精神內涵。

由此,把上海打造成中國時尚文化的發動機,讓上海成為中國時尚文化之都,是適合上海文化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的,是適合上海文化本身的特點的。對於上海來說,“先進文化的內涵”就是要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的本土性“時尚文化”,不再讓中國成為“日潮”、“韓潮”、“歐風”、“美雨”橫掃肆虐之地。沒有時尚文化中心,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遺憾,現在上海應該迎頭而上,挑起重擔。

發展時尚文化符合上海文化傳統。上海可以建成東方好萊塢,電影節、電視節、時裝節等是上海的長項,搞歌劇、舞劇、京劇、交響樂,比不過北京,上海沒有京派文化的歷史積澱,沒有那種厚重。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京,但中國的時尚文化中心在上海。

四、把上海建成中國時尚文化之都,是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需要。

現代社會是消費社會,消費是生產和發展的前提,文化也不例外,沒有消費市場的文化在當代是找不到發展根基的。沒有現代時尚消費就沒有現代工商業,某種程度上重物質、重感觀的消費文化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東西,上海文化在這方面有自己的特點,如上海市民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精益求精,從這個角度說,上海這片土壤上有建設健康的消費文化的基礎,因為消費化發達才有南京路的繁華,因為消費文化的發展才有衡山路上咖啡店的興隆。

這是上海發展時尚文化的可資利用的土壤。上海文化要在可消費性上做功夫,走市場化思路,走文化產業化之路,不能走政府唱獨腳戲的老路。“新天地”的成功,既是文化的成功,也是商業運作的成功,既是海派文化的成功,同時也是文化產業化的成功。“新天地”在這方面可以說是一個範例。上海還可以搞東方好萊塢、東方迪士尼,以產業帶動文化。從長遠看,只有產業化,文化才能發展、興盛。上海文化重競爭、重商利、重擴張等特徵正是文化產業化的精神基礎。所以,發展上海文化可以大膽地走文化大眾化道路,不做表面上轟轟烈烈、骨子裏冷冷清清的所謂“高雅”文化的表面文章。

以此為背景,我認為上海文化發展應以打造“中國本土時尚文化的發動機”為目標,以“大眾性”、“流行性”、“消費性”、“產業化”為重點,最終把上海建成中國時尚文化中心。上海是個大都市,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將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互動的舞臺,古典文化和時尚文化都將在這個舞臺上找到自己的地盤,但是,不會是每一種文化都在這裏得到平均的發展,未來上海的文化創造力將更多地表現在時尚文化上,上海文化建設的成就也將在時尚文化的發達——引領中國乃至世界時尚潮流——中表現出來。





2010年7月26日 星期一

什麼叫“信任”?

什麼叫“信任”?


葛紅兵


我相信你,因為你是清白的。
這樣的話,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當你想瞭解他是否清白的時候,
你已經不信任他了。再說,清白的人是不需要信任的。
信任是什麼呢?如果你信上帝,你就不能要求上帝走到你的面前,
讓上帝證明自己給你看,如果你信別人,你就不能要求別人是清白的—

信任是沒有理由和前提的事情。
相信一個清白的人,信任—對他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清白著,他不需要你的信任。
真正的信任呢?是你的朋友、丈夫、妻子,他們摔倒在泥淖裏,
但是,你拉他們起來,你說,他們是清白的。

你看到他們摔倒,並且為此掙扎,
你理解,在人生的道路上,
因為你們都是有欠缺的,摔倒是必然的,你們有種種的錯處,
如果你們之間,沒有信任來維繫,你們就不能存活。

這是信任的唯一理由,信任就是信任你的信任本身。
信任也因此才是“人”特有的能力。
你閉上你的眼睛,向身後倒去,因為你相信,
你的愛人在身後,一定會伸出手,抱住你—這就是信任。

如果你信任一個人,你要對他閉上你的眼睛。
對人是如此,整個對世界呢?也是如此。
閉上你的眼睛,躺倒下去,你要相信,
總有一雙手,會出現在你倒下去的途中,
總有一雙手,會把你托住—而那雙手之所以會伸出來,
不是因為別的,僅僅是因為你相信—
相信那裏會有一雙手——你相信,你就得到你所信的 。


2010年7月24日 星期六

賑災:我們該怎樣捐贈?

賑災:我們該怎樣捐贈?


葛紅兵


汶川大災,這次媒體報導非常及時,大家都知道了情況,看到那些受災地區的慘烈景象,看到了受傷民眾的情況,電視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自發捐贈,全國上下關於捐贈的報導也非常多。以前都說,我們中國人對捐贈不積極,這次的事實說明了問題,那些都是不實的。我是積極支持捐贈的,這是好事情。我和幾個朋友已經連續幾年用捐贈的方法支持教育。但是,我覺得,我們捐了,捐款的積極性高了,不一定就說明我們真的善於捐贈,怎麼才叫善於捐贈呢?這個問題現在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尤其是政府給政策:個人和企業捐贈善款,可以抵稅。這個政策我是雙手擁護的——不僅僅這次要這樣做,我們還盼望政府把這個政策常態化,變成一項法律。本來政府收稅就是為了把稅用在弱勢者的身上,做對公眾有用的事兒,企業和個人自覺自願地做了,政府就應該鼓勵,至少是允許。用稅抵扣是政府這個態度的體現。但是,也正是這個態度,要求大家對捐贈要更加認真,在積極捐贈的基礎上,還要善於捐贈。

有媒體和線民質疑王石領導的萬科只捐贈200萬元,太吝嗇,看到這種質疑,我想來說幾句話。我們對王石的質疑有一些不公平。首先王石帶領的是上市公司,他捐贈的並不是自己的錢,而是股東的錢,那些大慷慨的公司,不一定就真是“善”公司,一家對股東、股民從來就沒有真心回報過的公司,它的捐贈裏面恐怕有不少偽善的成份,連自己的投資者都沒有善待過,大家能期待它真的善待災民?恐怕裏面沽名釣譽的成份不少。他們慷的不過是股東的慨,畢竟不是自己的錢。


那麼怎樣才叫善於捐贈呢?


首先,捐贈要喜樂。喜樂的捐贈,來自內心,這樣的捐贈才是美的捐贈,好的捐贈。什麼叫做喜樂的捐贈呢?自願的捐贈,自覺的捐贈,而且為捐贈感到快樂,這樣的捐贈就叫做喜樂的捐贈了。要做到這樣的捐贈,捐贈就不應該是在脅迫下進行的,所以,最近看到網上有一位作家公開說“捐贈”是某某某應該的底線,仿佛別人不捐贈就沒有了做人、做企業的資格,這種脅迫,是萬萬要不得的。網上還有人指名道姓,質問姚明,問姚明是否捐贈了,如此“道德脅迫”能否暫停?用捐贈的道德高標來要求別人,並不能說明你是個高道德的人,用你的捐贈,無言地感召別人才是最好的。

其次,捐贈不要攀比,要量入為出。王石的態度很務實,捐200萬的萬科是捐贈,捐2000萬的益海嘉裏也是捐贈,兩者是一樣高尚的,捐贈本身是高尚的事情,並不因為你捐多捐少,你的高尚就打起了折扣,那種用捐贈的多少來看高尚的程度的做法,千萬要不得。

不能因為捐贈多少,就把人的善分層大小高低,高看“大善”,歧視甚至咒駡“小善”,把“小善”看做有罪,這樣就把捐贈變成了一種變相的等級行為、攀比行為、強迫行為。一個窮人她捐出了自己的一頓飯給饑餓者,她的善和一個富人捐贈一座糧倉給一地災民,他們的善是沒有等級區別的。今天聽到一乞丐100元零鈔捐贈的報導,我覺得非常感動,他和王石代表萬科的善舉是一樣的。

再次,不要動員沒有收入的人群捐贈。小學、中學組織捐贈作為“善”教育,我們沒有反對的理由,但是,中小學生是沒有收入的人群,他們捐贈實際上是變相地轉嫁為他們的父母、親人捐贈,中小學生或者無收入人群先愛心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是,不一定是捐贈,捐贈不是唯一的表達善心的方式。

捐贈者不應該追求回報,也不應該追求受贈者的直接感激。某地一捐資助學者,因為沒有得到受贈者的感激而收回捐贈的報導。這個報導讓我痛心,捐助的目的是為了捐助者,他得到了幫助,戰勝了困難,你的捐助目的就達到了,如果他從你的善舉中學會了善,將來也用善來回報社會,把從你這裏得到的善回報給別的更需要的人,這就更好。

但是,捐贈者不須要直接追求受贈者的感激。我在讀研究生畢業的時候,對我的碩士導師非常感覺,因為是他把我從一所縣城領回高校繼續求學,求學過程中他給我幫助很大,但他對我說的話,我至今記在心裏:“我們學術界就是這樣,老師對你的好,不要記老師的身上,要把他轉成將來你對學生的好,一代代傳下去。”這個話,對我一生有很大影響。捐贈者不應該高高在上,感覺高人一等,等著受贈者來臣服,來五體投地地感激,這就不是真正的善了。

真正的善是無功利的,不計較的。我的意思不是說:捐贈應該不留名,其實有時候捐贈留名是對捐贈的負責,是對捐贈結果或者捐贈款項的使用有監督作用的,我的意思僅僅是:捐贈不要顯擺。捐贈而顯擺,對受贈者不公平,對自己的捐贈也不公平——本身並未想到將來要從捐贈中獲利,顯擺起來倒像是炫耀了,無論是炫耀財富,還是炫耀道德,對捐贈本身的“價值”都有貶無益。所以,我不反對媒體報導善舉,但是報導不應該過分強調捐贈的數額的大小,媒體或者團體也儘量不要儀式性捐贈。

上天有好生之德,為我們準備了光和鹽,讓我們行善,行那好生之德,我們感到的應該是更加的謙卑。

2010年7月20日 星期二

當代作家的女性意識

從《沙床》《財道》中的女性形象,
看當代作家的女性意識



袁華


迄今為止葛紅兵已經出版長篇小說7部,中短篇小說集一部,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沙床》和《財道》,而我感興趣的是這兩部小說中表現出的對女性的溢美性描寫,在我看來, “這本身就是一種症狀。” [1]筆者認為,討論他如何塑造女性形象、如何安排故事中的女性人物的命運,對女性處境的思考,也許是一件非常有意味的事情。

在這兩部作品中,女性形象有如下幾個主要特徵。

唯美的身體。兩部小說中的女性形象都很美,無論是正處於豆蔻年華的張曉閔、章靜宜、日本留學生Onitsuka、張梅,還是已到中年的裴紫、刑小麗,甚至是已奔老年的張姨,可以說,在作者筆下,所有的女性(包括老、中、青三代)都很美,是唯美的。但,女性的美又不在於面部的五官,在作品中找不到描寫女性五官的文字,對她們的五官你只能想像,卻永遠無法確定。作者似乎無意于女性的五官的端正與否、精緻與否,而將大量筆墨附著于身體,作者意在表現的是女性的身體美。女性的美在於身體。女性的身體是唯美的。而且作者熟稔把握各個年齡段的女性身體的特點,並分別有側重地展現她們最美的一面。

如,裴紫,作者注重描摹她的肩膀和鎖骨的美,“連衣裙開胸很低,露出頸脖和鎖骨,脖子上帶著項鏈,看得出來,那件項鏈出身名貴,款式和做工都非常精緻。她的肩膀和胸非常奪目,純淨的雪白,精緻高貴,有大理石般的質感,那溫潤的線條,讓人產生撫摸的衝動。只是她的面容有些倦怠……”[2]

再如,張曉閔,著意于少女清純的裸體:“她一絲不掛,臉朝裏躺著,被子從她的小腹蜿蜒著在她形狀嬌美的乳房上形成兩座山丘,粉紅的乳頭在被子的邊沿閃爍著,被子往下延伸的的地方是濃重的陰影,黑色的絨毛遮住了下腹的三角區,修長的腿彎曲著搭在沙發扶手上。”[3]

張姨,側重于她的成熟豐腴:“張姨穿著一件大花的短袖衫,下身是白色的褲子,看得出來,因為居家的緣故,裏面並沒有穿胸衣,溫潤的乳在紅白相間的圖案下晃著,渾圓的臀部不張不弛不藏不露,這是女人最好的年紀,一切都是成熟的,但是又不過熟,大城市的女人是豐滿的,有大城市的白皙和優容,但又是俐落的、時髦的,絕沒有拖遝的感覺。”[4]

而刑小麗,作者用的是曲筆,是透過周重天、崔鈞毅、武鐘斯等男性的眼睛表現她無論如何都是性感的、美的。

作者似乎能讀懂女性的身體,不僅能讀懂,還以欣賞的眼光讚美女性的身體。正如作者自己所寫:“你是最最懂得讚美身體的,你對身體的凸起、凹陷、孔洞、汁液以及音響效果有著異乎尋常的理解。你善於捕捉這些,這些事物之中無盡的美。”[5]

求愛者的地位。作者筆下的女性都處於積極主動求愛的狀態。張曉閔與張梅最為典型,在追求自己的所愛的物件時攻勢最為猛烈。且兩人用的法寶是同樣的,都是“身體”。張曉閔,不請自來,經常與諸葛住在一起,且習慣於裸睡。儘管裸睡是從小養成的習慣,但與異性在一張床上裸睡,也不無誘惑挑逗之意。因諸葛對*不感興趣,她天天撒謊自己的男朋友(其實男朋友純屬子虛烏有)如何如何,以吸引諸葛的目光。張梅一出場,則是半透明的“吊帶衫”,儘管那時她還沒有愛上崔鈞毅。在向崔屢屢示愛,崔無動於衷時,她撕開衣衫,亮出俊俏挺拔的乳房,讓崔確認自己是妹妹還是情人。(逼崔去參加畢業典禮一節)故事的高潮時段,當張梅得知因崔破相,遠遠躲開她之時,張梅為取得與之平等地位,竟自己劃破了自己美麗的容顏。

再比如,裴紫,她的求愛方式比較含蓄,但也是積極主動的。裴紫與諸葛在網上結識,第一次見面,是裴紫先約;兩人分開,再度重逢,是裴紫流浪很久之後,來到上海,再次相約;兩人的故事一波三折,裴紫在諸葛病重時再次回到他的身邊,儘管有張曉閔的催動之力,依然是裴紫主動前來照顧。總之,作者筆下的女性都是主動求愛,相反,她們所追求的對象卻經常處於被動無奈的境地。無論是諸葛還是崔鈞毅。一改傳統的在性與愛上女性總是被喚起被追的寫法。女性放棄了那些不必要的矜持、驕傲、虛榮心之類,大膽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愛人。女性的性與愛是自主自覺的,而不是被喚醒被追逐被逼迫的。

放性的態度。此處,“放”的一層含義為“解放”。在作者筆下,女人的“性”完全獲得了解放。女人不會因為有過性經歷而受歧視,刑小麗是高級交際花,利用性,賺錢,非但沒有受到歧視,作者反而借崔之口說,這是她該得的。作者筆下幾乎沒有“*”。“*”的觀念在此土崩瓦解。“*”成了“不成熟”、沒有長大、沒有女性魅力的代名詞。在這兩部作品中,女人真正走出了為自己樹“貞節牌坊”的古老時代,不再禁欲,女人的“性”獲得了解放。

“放”的另一層含義是“開放”。女性之性,不但已經獲得“解放”,而且處於敞開狀態,對她們的愛人敞開,如張曉閔對諸葛,張梅對崔鈞毅;對情人敞開,如刑小麗對周重天,張姨對老宋;甚至對陌生人敞開,日本女孩對諸葛,對董從文教授。總之,女性的“性”向異性自由敞開,自由開放。當欲望來臨的時候,性愛自然地駕臨。沒有身份、職業、年齡、兩性的關係等一切障礙,做愛,象吃飯、睡覺一樣平常、簡單,失去了任何禁忌色彩。

與事業無緣。作者筆下的女性個個聰慧,卻個個纏綿於情感的世界,在事業上沒有卓越地建樹。對於女性的事業,作者往往蜻蜓點水,一筆帶過,而將筆墨重重的傾注在她們的情感生活上。《沙床》的結局,作者寫到,張曉閔找到了自己喜歡的男孩子,但對其今後的工作隻字未提。裴紫,和朋友開了一家服裝公司,生意似乎很忙,作者也沒有太多的文字表述。張梅,這個精明、聰慧的上海女孩,在崔費勁周折擠進黃浦證券以後,才發現她已經在裏面。

但她僅僅給人以曇花一現的感覺,此後,在事業上碌碌無為,一切工作都圍繞著崔繞圈圈。刑小麗,只是頂著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名號,實際利用“性”搞關係,做著高級交際花的職業。兩部小說中,作者對女人的事業惜墨如金,足見女人的事業不在作者的關注視線之中,作者關心的是女人的情感世界,將女人還原為情感動物。

兩部小說中,女人的結局都指向或退歸家庭。有人會反駁,《沙床》中的裴紫並沒有歸屬家庭,她自殺身亡,死在諸葛之前。而此處,作者的隱語是:愛與生命同在,生命不在,愛也無法存在,一切都成為虛無。作者將“愛”(情感)提升到了“生命”的高度。此處的邏輯,女人視愛為生命,女人歸屬愛的物件――男人。如果這個個“男人”活著,她勢必走向家庭;如果,他死了,裴紫勢必陪他死去。因此,裴紫的結局邏輯上應指向家庭。同樣,在《財道》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節。張與崔鈞毅結婚並歸隱安徽天子湖畔。刑小麗與周重天移民澳洲。她們都以圓滿的“婚姻”作為結局。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葛紅兵塑造女性形象共有的特徵:身體唯美;主動求愛;放性;與事業無緣;歸屬家庭。

毫無疑問,作者有意對文學史上的傳統理想女性形象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構。最突出的是“性”觀念。依據傳統道德,女人應該守身如玉,視貞節為生命,甚至要把貞節看得比生命還重。葛紅兵筆下的女性形象卻反其道而行之。張曉閔,在讀大學生,不請自來,與她的老師同床共枕。刑小麗拋夫棄子,在大上海做著高級交際花,與數個男人有著性關係。張梅為得到崔鈞毅的愛,也不惜以性感的身體來誘惑。張姨在自己丈夫在世時就明目張膽的與老宋私會,等等,這些女性的性行為對封建衛道士無疑是當頭棒喝,對封建思想濃重的中國傳統道德體系也構成了強有力的衝擊。

作者的確將女性從“性禁忌”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但,他對女性的解放,是且僅僅局限在“性”觀念上,而且這個“性觀念”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男權意識的印記。他打破了“*”崇拜、女性禁欲樹貞節牌坊的神話,舉起了“性自由開放”的旗號,將性還原到人類固有的動物性。葛紅兵曾在《身體政治》中這樣分析,“性快感對於身體來說是極其特殊的,性是身體快感中極少數不能自我滿足的東西,性快感必須依賴物件……它不能單方面的獲得,而必須通過另一個身體的合作與參與來共同獲得。”[6]也就是說,男性要獲得常態的性快感,必須通過女性的合作與參與;如果沒有女性的積極合作與參與,性快感將無法實現。而在作品中,作者又極力宣揚性自由開放觀念,要求女性解放性,向男人開放性。既然如此,性欲來臨,男性需要女性的主動配合與參與。

於是,女性的身體就成為男性發洩欲望的工具,女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女性的性功能又得到了加強。此時,女性不可避免地又被還原為肉體,欲望的客體,性符號。事實上,由於生理結構以及心理活動的巨大差異,女人的性快感與男人的完全不同。女性需要漫長而微妙複雜的性發動期,而男性不需要。

女性與男性的性快感並不同步發生,在男人獲得性快感的同時,與之發生性行為的女性,未必能獲得性快感,而熱烈美妙的性快感往往意味著雙方的契合。再者,兩性在心理上也存在著不同的性愛觀,這一點作者在作品中也討論過。多數女性總是將“性”與“愛”混同,要有愛,才能有性。愛在性先,愛是性的條件。而男性則不然。愛就是愛,性就是性,它們各自獨立。有愛,不一定有性;有性,不一定有愛。愛不構成性的條件。性也不應受愛的局限。男性在向女性要性時,並不願付給她們以愛。

在無愛時,性暢通無阻;在有愛時,性卻艱難怯步。愛,在此蘊含著對對方責任與義務的承擔。面對責任與義務,愛,艱難而滯重。女性積極求愛,男性卻無動於衷,避之唯恐不及,於是男性在給予女性性愛時,便有了施與的意味;男性在積極求性,女性卻要求愛與性的統一,於是男性在給予女性性愛時,又與女性的初衷背道而馳。男性用女性獲得他的快感;男性給予女性快感,這兩個詞本身就暗示著缺乏相互性。而“真正的兩性關係是具有相互性的關係,這樣它才能產生名副其實的戲劇”。[7]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作者並沒有真正的兩性平等觀念。女性在性觀念上的過度開放,非但不會使她們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反而強化了女性-性符號的概念。

女性處於被動性、依附性的地位,從根本上來分析,這仍然得歸咎於這些女性的經濟地位。她們基本上沒有謀生的能力,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事業,因此她們有著強烈的被動性、依附性。其中,裴紫或許是個例外,但很可惜,她死了。張梅,應該說有一定的謀生能力,但她跟隨崔鈞毅歸隱天子湖畔,與她所熟悉的生活環境完全隔離,她是否可以適應那種單調、寂寥的環境呢?在那個環境中,她又將如何獨立謀生?刑小麗呢?她的性魅力究竟又能持續多久呢?……我們知道,在母系氏族社會中,女性不只是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權利,而是享有比男性更高的地位,原因為女性是與男性平等的食物提供者;而進入父系中心社會以後,先進的新型農業為文明提供了經濟基礎,同時也破壞了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地位,從而也就破壞了她們的社會地位。

女性在家裏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用來照顧她們的小孩和丈夫,主要做“家務活”,男人主要做“家外活”,而人們普遍認為“家務活”不如“家外活”重要。由於女人被“家務活”纏住了,男人不但在在掌握新農業技術和工具上,而且在獲得國家新的位置上,也獲得了壟斷地位。這樣男人最終壟斷了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而女性則變得馴服和依賴,並逐漸被看作“弱勢性別”。[8]因此,經濟地位的獨立對於女性的真正獨立至關重要。

在這兩部作品中的女性,沒有事業,經濟上無法獨立,從而必然導致在人格上也無法獨立。刑小麗為什麼在屈辱中接受了周重天扔到她臉上的別墅鑰匙?作者的解釋是為了生存,為了養活肚子裏的孩子。她失去的是作人的尊嚴,得到的是活下去的經濟支撐。值得注意的,刑小麗雖然身心受到重創,但這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其實,刑小麗並不是沒有錢,還沒有到不接受別墅就活不下去的程度,而是她不願放棄她原有的富貴生活。她已經為物欲奴役,主動放棄了人的尊嚴而屈從於物欲。女性在經濟上不能獨立,在人格上她也無法與“男性”平等地站在一起,於是她只能被看成是不那麼重要的性別――“第二性”,順從、服從、忍耐無論在社會還是在家庭佔據核心地位的男人,只能接受“他者”命運,處於依附性、被動性的地位。

在經濟上無法獲得獨立,而又從“性禁忌”的牢籠中解放出來,有著性自由開放觀念的女性又將走向哪里呢?她們有兩條路。

一條是退守家庭。如果,她的性若只對一個特定的男性開放,即她把身體特定地而不是一般地奉獻給一個男性,她只能走進婚姻,她的最終歸宿是家庭。一夫一妻制在法律上保障了這種性觀念的實現。家庭是她的全部,經營家庭是她畢生的事業。而這個事業卻不能讓她超越自我,完成自我實現,她將被完全封閉在內在性之中。她將在無窮無盡、無休無止、繁雜瑣碎的家務勞動中慢慢消耗盡她的生命,而這些勞動又毫無創造性。丈夫、孩子將成為她生活的重心、希望與依賴。組建家庭是她們新生活的開始,也是她們超越性的自由生活的結束。

女人歸屬家庭,葛紅兵顯然認為是女人必然的選擇。他借張姨之口,表明了這種“婚姻就是生活”的態度,“男人重要的是和自己喜歡的人一起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女人呢?無論貧富,只要和自己喜歡的男人過一輩子,就值了。”刑小麗懷孕後,也很想能借此機會和周重天結婚,“這麼多年來,自己辛辛苦苦,不就是為了修個正果麼?女人走到哪里還不是要走到婚姻裏去的?”婚姻 -家庭-正果。

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作者為什麼將這些女性的主導性格符號表述為,順從、服從、忍耐。“理想的婚姻應當是完全自立的人只根據互愛的自由意旨建立起來的彼此結合”,但,“只要婚姻把本來應當以自發衝動為基礎的相互關係變成了權利和義務,它大體上就是可憎的。由於婚姻賦予兩個身體以一種工具的因而是有損人格的性質,它們註定要被一般性的作為身體,而不是作為人來彼此體驗。”[9]因此在女性尚無自立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婚姻,勢必不會給女性帶來幸福。也許,有人會反駁,她們積極主動求愛的目的是什麼呢?難道不是婚姻嗎?是。她們的確期待走進婚姻,得到“正果”。

但我們卻不幸在作品中看到的是女性僅僅在情感的層次上是積極的,女人除了愛情,別無其他使命。女人完全沉溺于她的感情世界,完全內向,她被“奉獻給有限的存在”。但,“女性在家裏的工作並沒有給她帶來自主性;它對社會沒有直接用途,既不能開拓未來,也不能生產產品。它只有在與越出自我的,超越自我的,在生產和活動中走向社會的生存者相聯繫時,才具有意義和尊嚴。”[10]只要妻子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只要丈夫仍在保留著對家庭的經濟責任,那麼,兩性間的平等和幸福就只能是錯覺。

另一條路是走向社會。如果,她的性對男性開放,也就是說她的身體不是特定地而是一般地奉獻給男性,她只能做“高級*女”。在現代社會中,純粹以賣淫為職業的女性是個別的現象,數量上也占極少數,不具有普遍性。普通*女與高級*女有很大差別,“其主要差別是,前者是以她的純粹一般性(作為女人)進行交易,結果競爭使她處於可悲的生存層面上;而後者則竭力得到對她本人(作為一個個人)的承認,若能做到,她會有很高的抱負。

美、魅力或性欲在這裏固然不可缺少,但只有這些還不夠:作為一個人,這種女人在公眾心目中必須有點與眾不同。”[11]《財道》中的刑小麗其實就是一個高級*女。她花容月貌,風情萬種,光彩照人。這是她吸引、利用異性的資本。她以自己頗具魅力的身體為誘餌,以“性”為工具,來獲得錢財和社會地位。那麼,在公眾心目中,她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什麼呢?是她的智慧。因塑造主人公崔鈞毅的需要,作者省略了刑小麗如何擠進男人社會,獲得一定社會地位的經歷,但從她一次次幫助崔鈞毅從低谷爬上高峰的過程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這個女人所具有的十分罕見的智慧以及極高的社會地位。

刑小麗除了美貌,除了智慧,還具備除“守身如玉”以外,一切傳統“理想女性”的美德:溫柔體貼、寬容大度,無私奉獻。她最具“女性氣質”,而且,她把女性氣質利用到極點,為自己創造出了一種幾乎和男人相等的處境,她“以把自己作為客體交給男性的女性氣質為起點,逐漸達到了主體地位”。高級*女也希望在世界上能扮演主動的角色,以便積極地運用她的自由。她很樂意成為年輕男人的保護人,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對他進行幫助。在崔鈞毅的事業成功的過程中,無疑刑小麗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崔鈞毅的每一次起死回生,都是因為刑小麗的資助。她是他的救星。

崔鈞毅初到上海,數日找不到工作,在貧困交加之際,是刑小麗幫助他走進了他理想中的黃浦證券公司。此後,在崔與周重天大航集團融資的過程中,刑小麗也起著穿針引線、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之後,武鐘斯被投進監獄,又是刑小麗幫助崔鈞毅坐上了黃浦證券的第一把交椅,從此成就了他的財道英雄地位。等等。刑小麗是一座橋,她幫他引渡成就他夢想的彼岸;她是一把鑰匙,幫他打開了一扇走向成功的門。她在崔鈞毅的生命歷程中扮演了一個拯救者的角色。

那麼,刑小麗是否與真的與男性的處境是平等的?是否同樣成為了主要者?答案是否定的。她把“性”當工具使用,並以男性為仲介發揮作用,她通過她的情人參與統治世界。她不屬於任何一個男人,但卻委身于多個男人,從而以這種交易謀生。任何男人都不絕對是她的主人,但她對男人的需要卻是極為迫切的。如果,男人對她不再產生欲望,她便會失去謀生的手段。因此,她的未來依然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她手中的武器只有“性”,而性的魅力稍縱即逝。“由於她實際上被看做一個客體,她被供給了任何一個願意佔有她的主體”。[12]她“並沒有揭示世界,也沒有開闢人的超越之路”,相反,她把自己淹沒在內在性之中。

她為什麼會在周重天破產、流離失所之際又重新接納他呢?周重天愛錢,他知道刑小麗也愛錢,因此,兩人在雙雙移居澳洲後,他還是不踏實,一再問她,“你愛我?是真的愛我?”刑小麗機智地回答,“我也愛你的錢!”“可是現在我沒有錢了。”“只要你在,你就是錢!”這最後一句才道出了刑小麗的真實目的。刑小麗明白周重天並不愛她,這個自私的男人除了錢什麼都不愛。但她更明白自己不再年輕。美貌如曇花一現,轉瞬既逝,她手中握住的性武器馬上就要失效,那麼,此時接納周重天為後半生的伴侶不失為明智之舉。

周重天身上的男人氣質深深地吸引了她,和這個男人在一起生活,她能找到安全、踏實的感覺,她從此可以在家庭的蔭庇下安享生活。她身上並沒有作者認為的“非常特殊的神性的東西”。人都是很現實的,刑小麗也不例外。如果有人反駁我這種理解很刻薄,認為是刑小麗真的愛周重天,真的想成就他。若事實果真如此,他們為什麼離開上海,移居澳洲,歸隱田園呢?周重天的事業根基在上海,這應該是他重整旗鼓的最好的地方。移居澳洲,對於他來說,無異于連根拔起。況且,歸隱田園是刑小麗但未必是周重天的理想。說刑小麗真的愛周重天,一心要成就他,未免牽強。

“男人喜歡做的一個白日夢就是讓事物浸透著他的意志――塑造它們的形式,刺入它們的本質”。刑小麗這個女人承載著作者甚至所有男性的夢想,她既是具有寬容大度、無私奉獻精神的母親,又是溫柔嬌媚、多情放蕩的情婦,她是田野和牧場,也是巴比倫。或許作者有意識地想尊重女性,解放女性,但在無意識中卻暴露出“他的世界觀與他的個人夢想之間的裂痕”。“沒有必要把性當作最基本的論據,因為生存者有更根本的‘生存追求’,而性只是它的一個方面。”[13]作者舉起的“性自由開放”的旗幟並不能將女性真正引向幸福之地。兩性若想達到理想的和諧境界還需要另闢蹊徑。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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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陶鐵柱譯. 第二性[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第236頁.
[2] 葛紅兵. 沙床[M]. 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 第22頁.
[3] 同上,第74頁.
[4] 葛紅兵. 財道[M]. 上海:東方出版重心\中國出版集團,2006. 第5頁.
[5] 葛紅兵. 沙床[M]. 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 第50頁.
[6] 葛紅兵 宋耕. 身體政治[M]. 上海:三聯書店,2005. 第124頁.
[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鐵柱譯. 第二性[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第237頁.
[8]〔美〕斯塔夫裏阿諾斯著. 董書慧 徐正源譯. 全球通史[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57-58頁.
[9]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陶鐵柱譯. 第二性[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第409頁.
[10] 同上,第420頁.
[11] 同上,第515頁.
[12] 同上,第179頁.
[13] 同上,第41頁.


轉載自 http://blog.news365.com.cn/sp1/gehongbing/22432818691.shtml

2010年7月17日 星期六

震災-是汶川的,也是全民族的

震災-
是汶川的,也是全民族的 !


葛紅兵


人類總是要碰到各種各樣的災難
.
有的是人為的,比如戰爭,有的是大自然的,後者不可避免。前者可以避免,本來可以,但是,人類從來也沒有過免除戰爭災難的能力,儘管我們天天在努力,只要有人還相信武力可以解決問題,消滅別人可以解決爭端,或者,還有人在用努力脅迫、奴役別人,戰爭不可避免。所以,災難不可免除。 關鍵是如何面對。前些年的非典,今年年初的雪災,上個月的手足口病,目前的震災……,以後我們不知道還要發生什麼,但是,相信還會有。

我想說的是:天災萬萬不要變*禍。比如非典,比如手足口病,本來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大家知道有這個病,大家一起來預防這個病,什麼都好解決。這個病能拿我們怎樣?還不是被我們克服了?這次的汶川地震,也是一樣,我感覺這次我們政府在消息發佈,震災進程的透明化處理,允許全民參與,照顧全民關注的心情,等等方面,做得非常好。這次我們沒有轉道外國媒體去瞭解情況,而是直接從中央台的直播中瞭解了情況。災害沒什麼,不是人為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人為把它限制在最低限度,把危害降低到最小。

愛國主義要用在愛的事情上
.
災難面前更容易凸顯愛國主義熱情。中國人從來就不缺乏愛國主義,也不缺乏悲天憫人、樂善好施的情懷。

現在很好,全國各地都在捐款捐物,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很多人在網上通過msn,QQ互相招呼,互相鼓勵邀約捐款,大家見面就談賑災、救災的事情,很關心災區。股民中甚至出現了愛國就不要拋股票的說法。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這樣的愛國主義要比任何其他的愛國主義的好--因為他是真正的愛人,而且是用善良的心愛人,用悲憫的心去關心人,關心的還不是強力的人、位置高的人,是比我們弱的人,受難的人,是用我們的愛心、同情心去愛!我不是說不要通過階級鬥爭、國際鬥爭來愛國,我說的是:那也是愛國,但是,相比較起來,這個愛國更有價值。


苦難只會使我們變得更堅強!

人類總是從苦難中成長,中國人更是不怕災難。我聽說,成都也是受災區之一,但是,成都有許多人,清晨8點就起了長長的隊伍,主動捐血。

我們小區也自發地開始了捐贈。剛才從學校得知,學生和老師們也開始的捐贈。

……

有這樣的人民,我們還怕什麼遭難呢?

災後重建不僅僅要重視硬體的重建,還要重視軟體的重建。

災後重建,硬體方面,我不擔心的,因為我們的經濟力量,生產建設能力今非昔比,這次股市上災後重建板塊的崛起,就是一個徵兆,一個信念,一個證據--只有大家相信這些企業能發揮作用,能把災區重建的任務擔當起來,大家才會支援這些企業。四川的企業複牌,大多不跌反漲,這是這個民族力量、信心的表徵。沒有人砸盤,相反有的是買盤--戰無不勝的信心。全世界不多見。

我擔心的是軟體建設。一是制度安排,使得賑災、救災的制度更加完善合理。二是救災不僅要錢、物的救災,還要用感情,用心理資助來進行。災後會有很多孤兒、孤老,他們需要物質幫助,更需要精神幫助,災後還有很多在大災中受到精神創傷的災民,他們需要我們的精神關懷。

賑災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要做好精神準備。

2010年7月2日 星期五

我們這個時代正在“娛樂”化

毋庸諱言,
我們這個時代正“娛樂”化著。




葛紅兵


文學藝術在娛樂化,一方面是文學藝術本身不像過去那樣崇尚教化,更傾向於給人以愉悅,另一方面是文學藝術的炒作模式娛樂化了,作家歌手等炮製緋聞、編造小道消息,甚至故意內訌抬杠,製造娛情噱頭吸引眼球。

政治也在娛樂化,從當初韓國的反貪污街頭運動到我國臺灣地區的“紅衫軍”運動,街頭政治與娛樂結合,分不清哪個部分是政治,哪個部分是娛樂。

在最嚴肅的學術領域,也出現了娛樂化的傾向。

在經濟領域,以使人愉悅為目的的“娛樂經濟”正越來越顯示超越“物質經濟”的一面。

“娛樂”無處不在,它不僅充斥於電視、網路媒體,也充斥于KTV包房、餐館甚至學校課堂,它無處不在地構成了我們的“在世”處境。很多人對此感到憂慮,生怕這種現象的蔓延會損害我們的文化傳統,侵害我們的社會機體,毒害我們的精神靈魂。然而,我卻不這麼看。

“娛樂化”不是什麼崇高的事情,但是,更不是什麼壞得不得了的事情,我們無需莫名驚詫,當頭棒喝,把它強行“止住”。“文化”在漢語辭源學上是什麼意思呢?《說文》中說,文,錯畫也,甲骨文中的“文”字像紋理縱橫交錯形。“文”的意思是給事物打上“人”的烙印,而這個烙印不完全是為了實用,更多地是為了顯示我們自身作為主體的地位―――它是我們自我確證的需要,是為了精神上的滿足。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其含義也來源於此,它是人類物質、精神兩方面滿足水平的標誌。由此,娛樂化就是它題中應有之意,它本來就是為了讓人滿足和愉悅而生的。

西元三世紀之前的中國原始儒學,對“文化”上述含義的理解是非常清晰的,然而原始儒學所尊崇的上述文化觀後世卻被遺忘了。儒學變成了儒教,“禮樂”文化變成了“禮教”文化,中國文化中的娛樂精神越來越少,甚至遭到了驅逐。中國人把體育競技理解成為集體爭光,“賽跑”更多地被看成是民族大義,很多人看足球賽不是把它看作是競技娛樂,而看成是民族顏面。學習要“頭懸樑,錐刺骨”。學問要“板凳坐得十年冷”,做人要“餓其體膚”,“空泛其身”,然後才能“不亂所為”,等等,這些都是這種文化觀念的產物。

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崇尚痛苦超過愉悅的文化,高估了痛苦的含義,低估甚至敵視“快樂”的價值,仿佛歡樂于人生和國族是有害的。然而,我們發展文化又是為了什麼呢?發明洗衣機是為了解放我們的身體,不是為了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從必要勞動中解放出來,從事“自由王國”所要求我們的審美和愉悅的活動嗎?當溫飽得到解決之後,“愉悅”難道不是作為比溫飽更高的要求被提到“文化”面前的嗎?從這個角度講,我是贊同“娛樂化”,甚至也不反對“泛娛樂化”的。

世界上有拋頭顱灑熱血的悲情政治,也有唱歌跳舞“娛情”的政治,五四青年的街頭呐喊與韓國家庭主婦的街頭歌舞,都是政治,他們的形式不同,但是,結果卻都是推動了政治的革新。頭懸樑式的學習和遊戲中的“快樂”學習,哪個效果更好?也許是後者更好。

一個為國家而戰的球星固然偉大,而一個為歡樂而戰的運動員,身上洋溢的動態之美、自由之美、健康之美、力量之美也一樣感人。人民溫飽了,開始追求生活情趣,享受一點兒精神的放鬆和愉悅,這不會壞了我們的什麼“大事兒”。相反,如果我們這個社會把人民的“高興”和“不高興”、“快樂”和“不快樂”當作文化發展、文明進步的評判標準,也許我們就真可以說:我們“進步”了。在我看來,“文化”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它的目的是且只能是“讓人過得更富足、更快樂”!

娛樂化是中國社會從泛政治化社會向世俗社會過渡的一個有意味的環節,也許有點兒矯枉過正,但是,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危害。娛樂化不會害死人,也不會真的危害社會,一個洋溢著自由和歡笑的社會總比一個拘謹和壓抑的社會更好,娛樂不會挑戰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和法則,娛樂化也不會引發社會混亂。街上流行快樂,總比流行痛苦好,人與人之間以娛樂為交際聯繫總比以政治鬥爭為聯繫仲介好。

娛樂是無害的更是無罪的,娛樂化也沒有某些人說的那麼危險,如果嚴肅的文化經不住這個“娛樂化”的衝擊,那麼,在我看來,我們是要檢驗一下那個“嚴肅文化”的質地,它是不是真的那麼有價值,如果我們這個社會的那些所謂正統道德觀、行為標準經不住這個“娛樂化”的誘惑而崩潰,那麼我們就要好好反省一下那個所謂的道德,它是不是真的符合人性的本意